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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SPY/GLD比率在去年9月触及最近的一次高位，体现出长达7年的股市涨势，但自去年秋季以来该比率就开始震荡波动。有意思的是，虽然美国股市在本周三纷纷触及历史新高，但SPY/GLD比率却依然低于去年秋季高位。这意味着，当前的经济扩张周期自去年9月以来可能已经临近终结。因此可以判断5月和7月美股触高可能只是释放出假突破信号，而并没有展现出真正的市场情况。考虑到综合环境以及金价近期已经突破数年下行通道顶部，当前的经济扩张周期或已出现转变。宏观经济环境也和2011至2018年的大牛市相比有所不同。

1994年下半年进入试点的有18个城市，到1996年初扩大到50个大中城市（最后扩大到了118个城市）。这种做法得到各个省市的支持。1996年3月在新进入的32个试点城市领导参加的研修班上，我做了一个报告。进一步讲解了企业改革思路的调整：第一，由注重搞好每个国有企业转向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从“一厂一策”地“普渡众生”，转向以城市为中心“优化资本结构”。鼓励竞争、支持重组、抓大放小。通过企业的联合、兼并、收购和改组、改制、改造等方式提高国有资产存量配置效率，不再刻意保住每个企业。

采访结束后，常清告诉期货日报记者，现在很多人将他和田源称为“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这一荣誉他不敢独享。应该说，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是一批创始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一批期货人共同谱写了中国期货市场初创阶段的历史。回忆中国期货市场的初创史，常清认为，当时部委和地方政府改革者们求真务实、敢闯敢试的工作精神是中国期货市场得以建立的关键，包括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商业部部长胡平，商业部副部长姜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安志文和河南省副省长秦科才、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昌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裁李经谋等同志都为推动期货市场的建设付出满腔热血和汗水。

三是，在政策信号很不一致的情况下，“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论此起彼伏。实质是各种所有制企业比照有关政策规定都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都对发展环境不满意。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对前景感到迷茫、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财产向境外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日益上升；而很多国有企业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也倍感无奈，呼吁让企业“回归本位”。面对政府轮番的政策调整，各类企业都没有稳定的预期，行为短期化的状况迅速蔓延，较大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活力和出行的动力。

“小米集团-W”的由来至于小米之所以股票简称是“小米集团-W”，并非它是“全球罕见的全能型新物种”，而是因为小米是不同投票权价格的公司。过去几十年，香港从一个区域性的金融市场华丽转身，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香港对于新经济，特别是对于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未有营业收入的公司，却不够与时俱进。

西南证券表示，2019年宏观经济上半年持续下行，下半年有望筑底；市场供需格局、政策实施效果、国际战略变局三大因素将成为影响2019年市场推进的关键因素；创业板指有望呈现震荡向上格局，上证指数则相对创业板指较弱，呈现箱体震荡格局。2019年上证指数有望达到3200点，创业板指有望回归170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