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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震在欧克蓝公司获得科技项目经费后，要求该公司与自己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签订虚假的技术服务合同，并支付技术服务费人民币100万元。陈某为降低所谓技术服务费，经孔某生建议，在纪震办公室送给纪震现金人民币10万元。此后，经孔某生从中协调，纪震同意将所谓技术服务费降为人民币60万元。欧克蓝公司分两次将人民币60万元转款至纪震控制的公司账户。这笔钱被纪震用于个人购房。

农民工人口红利不只是“数量红利”回应这一担忧，首先要回答何谓农民工人口红利。流行的观点是，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由此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一界定最大的问题，是用静态的视角来衡量人口红利，而并未与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结合起来考量。事实上，当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时，即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也不会释放出太多人口红利，反倒是伴随着大量农民工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三产业时，我国的人口红利才出现了爆发式释放。

现年45岁的纪震生于江苏省溧阳市，落马前担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副区长、政协广东省深圳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分管南山区的产业和科技工作，其辖区内有大量的高新科技企业。随着纪震落马，这些企业向纪震输送钱财的事迹浮出水面。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港股上市公司酷派集团有限公司（酷派集团，02369.HK）的全资子公司宇龙计算机通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称“宇龙公司”）牵涉其中。案卷显示，宇龙公司仅用1万美元现金，就得到了落户奖励人民币300万元、建立实验室及研发资助人民币400万元、人才安居房15套及150套住房补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实地探访中弘股份办公地发现，中弘股份前台有一份办公用品回收登记表，表格里都是连续几个月来陆陆续续离职的员工登记的回收办公用品，有电话、计算器、签字笔等等。从表格里的登记时间来看，几乎每天都有员工离职，有的时候一天也有不止一位。离职人员部门则涵盖了营销、成本、行政、财务等等多个不同部门。

明白了外出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也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从数量层面担忧农民工潜在的人口红利了。目前，我国农村待转移劳动力是充裕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仍有30%的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就业，匡算下来大约是2亿人，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平均仅为3.2%左右。这说明，从农民工的供给侧看，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只是，由于“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问题、高龄农民工很难在城市立足的问题等，大量的待转移劳动力不得不“蛰伏”在农村，难以实现向城市的稳步有序流动。

就像我8年前给团队提出的要求：支付宝要好用，支付率要提升，而且要安全，同时还要扩大用户基数。这些要求当时其实是挺反人性的，你在不断挑战自己和团队的极限，那种孤独感是巨大的。要与这种孤独感相处，就要“发现”自己：我究竟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